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央国家机关处理日常政务形成的各类文书档案，由多种文字书写。汉文、满文、蒙文、藏文均是清代官方使用的文字。相同内容的文书用不同文字书写，必然会存在翻译的问题。其中在专有名词的翻译中大多存在有对音，尤其是人名地名对音的问题。满文创制和改进时，就关注了外来词的拼写。清初至清末的诸位皇帝，尤其是乾隆皇帝，在进呈的本章和书籍中敏锐地发现了很多人名地名对译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们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对策，颁发上谕、编纂字式刊印颁行、校正史书，等等。但是公文中人名地名对音对策实施的情况如何呢？

清代满汉文及民族文字中对音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只关注乾隆一朝对音问题，梳理其对策，阐释多种语言对音典籍的作用等，鲜有文章涉及对音对策下公文使用中的实际状况和原因分析。本文拟以满文自身的创制、改进及发展演变为线索，以清代档案中人名地名等对音问题为着眼点，阐释满文翻译中对音对策实践状况，并对其原因做适当分析。

一、满文改进过程中对音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方式

满文在创制和改进的过程中，改进了对音功能，拓展了满文使用的范围。

满语文的创制，始于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大臣额尔德尼和噶盖创制了满文，史称“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这种满文是依仿蒙古文创制的。

在“老满文”使用30余年后，清太宗天聪六年(1632年)，巴克什达海遵旨改进了“老满文”。改进老满文一个重要原因，是满文书写时“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若至人名地名，必致错误。”[1]达海对老满文的改革，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一是在一些“老满文”字母的旁边添加圈点，使原先雷同的字母得以区分；二是创制特定字母，以便准确地拼写外来借词；三是创制满文字母的连写切音形式，解决了音译人名、官名、地名和物名等词汇时容易出现差错的问题；四是规范字体，统一书写形式，消除了过去一字多体的混乱现象。[2]

改进后的“新满文”，从多方面加强和丰富了满文使用的功能，部分解决了对音问题上满文语音不足的问题，适当拓展了满文与其他语言文字对音方面的使用空间。改进后的“新满文”，终清一代一直是重要的官方文字。以此书写的大量文献留存至今，是我们研究满语满文及其所记载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内容的珍贵资料。

二、文书档案中记载的对音问题

清朝时，中央国家机关处理日常政务形成的各类文书档案由多种文字书写，汉文、满文、蒙文、藏文均是清代官方使用的文字。使用不同语言表达相同内容，由于语言本身特点和内容差异，产生了很多问题，其中人名地名对音的问题尤其突出。

历朝皇帝在阅看进呈文书和书籍的时候，就发现了很多对音混乱的问题。尤其在乾隆朝，乾隆皇帝本人语言能力强，并且重视“国语”，在校阅《金史》时，他发现了其中所附《国语解》一篇，认为“其中讹舛甚多。金源即满洲也。其官制、其人名，用本朝语译之，历历可见。但大金全盛时，索伦蒙古亦皆所服属，幅员辽广，语音本各不同。而当时惟以国语为重，于汉文音义，未尝校正画一。至元臣纂修，又不过沿袭纪载旧文，无暇一一校正，以讹传讹，有自来矣。即如所解之中，或声相近而字未恰合，或语似是而文有增损。至于姓氏，惟当对音，而竟有译为汉姓者”。[3]于是，命大学士讷亲和张廷玉以及尚书阿克敦、侍郎舒赫德用国朝校订切音，详为辩证，让读史之人都知道金代时候的本音本义，并且注明满文，以便考证。

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上谕记载，“云南楚姚总兵柳时昌，兵部查明履历，由千总于康熙五十七年出兵西藏。臣等核对方略卷五，拟纂额伦特一条内，赉折千总刘世昌确系柳时昌，因译汉对音讹写。”①如果用满文记录，“柳时昌”和“刘世昌”语音相同，但是对音成汉文，就出现了很大差别。此处记载就出现了将一个人当成两个人的情况，并且阐明其原因就是“对音讹写”。

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一件寄信上谕内记载：“奉上諭，开泰奏，审拟巴塘为匪喇嘛等折内，所有喇嘛及番民名字对音处舛讹不可枚举，即如‘罗卜藏’译作‘罗藏’，‘班珠尔’译作‘班鸠’等。名乃外番素有之成语，何至混行编造入奏。此折系应行交发事件，传之中外，岂不供人非笑。岳钟璜系汉人，不通翻译。开泰身系满洲，竟慢不留心。”②乾隆皇帝发现奏折内翻译的喇嘛番民对音问题很多，颁发谕旨训饬开泰，令军机大臣译出更正。这里记载的对音是番汉对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