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际会，洁白的和平鸽衔来一部黑色封皮的回忆录——《他和我的东瀛物语》。(1)〔日〕元山里子：《他和我的东瀛物语》，广州，花城出版社，2019。在中日文学关系中，此书别具一格：分明是日本人反思日本侵华罪行的自传，却出自“我”——华人妻子之笔；分明以和文汉读的“物语”命名，实则书写抗战大题材，从内容上颠覆了日本传统物语的概念，而在叙事上发扬了物语风格。这部著作不同于人们司空见惯的抗战“神剧”，而以真情、真实、真切的态度，力求写出抗战“真相”，重塑华人笔下的日本形象。这是一部让世界了解中日战争的活生生的历史教材，一部中日合作的思想型回忆录。

而且，它讲的不仅是“打仗”的故事，而是更深入一步，从“人性”的层面来揭示“战争”的悲剧。它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不仅留下“第一手文本史料”，而且留下战争当事者的心灵档案；不仅留下战争受害者的创伤，而且留下战争加害者的忏悔、反战与反思。这是一部具有存在感和重要性的心灵物语。

一、两部家史与中日关系

元山里子(2)元山里子是日本双语女作家，中日混血。日本华文文学笔会会员。已出版中文非虚构作品《三代东瀛物语》，获海外中文网家史征文活动一等奖。著有日文长篇小说《XO酱男与杏仁豆腐女》。原名李小婵，是厦门大学教授李文清的女儿，入日本籍时随日本丈夫元山俊美姓了“元山”。

《三代东瀛物语》(3)〔日〕元山里子：《三代东瀛物语》，广州，花城出版社，2017。与《他和我的东瀛物语》，是元山里子的家族自传体小说。书封上赫然写道：“一切国史都是人的历史。”而她站在中日之间，书写的正是鲜活而独特的中日关系史。

一个人有两部家史，两部家史关系两个国家。从李家家史《三代东瀛物语》到其丈夫家史《他与我的东瀛物语》，元山里子的叙事，连贯了两个家族与中日关系交织变化的生命故事。元山里子在《他与我的东瀛物语》序言中写道：

虽说今天男女平等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过我发现，在“家史”这个问题上，女性倒是比男性更具有发言权。我在《三代东瀛物语》中，曾这样写道：“作为女人，有一个区别于男人的意外，就是一个男人只能有一部家史，而一个女人，或许可以有两部家史，这就是婚前的家史与婚后的家史。”

我从厦门大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在那里认识元山俊美，并与他结婚。结婚后，元山俊美的个人史，就成为我的第二部家史。我以元山俊美的个人史为主线，写下《他和我的东瀛物语》。

从元山里子的两部家史，可以看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和中日两个国家的关系史紧密相连。虽然中国曾是日本的文化原乡，但近代以来，日本一方面成了中国接触西方文明的桥梁，另一方面，它自身对西方文化的吸纳与转化，也使它成为东方的现代强国。然而，日本既然走上了工业文明之路，就很难不步欧洲殖民主义扩张侵略之后尘。元山里子的丈夫在19岁时被日本政府强制征兵，成为侵略中国的一名“鬼子兵”。元山里子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历史。她的两部家史成为珍贵的“第一手文本史料”，对我们真切了解那个时代中日关系复杂的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笔者以为，我们可以从中日关系的百年动荡中，看到三代人的成长史，也可以从两部家史看到两个国家的百年史。而这恰恰是这位华人女作家写家史的意义所在。

二、重塑华人笔下的日本形象

在中日关系之间，战争的这道疮疤不断被强调而成为公众记忆。某种程度上，广岛的伤口需要“镇痛”，而反复的叙述使这伤痛久久不能愈合。回望自1945年至今的相关作品，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日本人“受害者”的目光，去发现那场战争带给人们的伤害与反思。但遗憾的是，作为“加害者”，日本自身的认罪与反思却远远不够。

《他和我的东瀛物语》主要讲的是元山俊美的故事。这个日本农民的儿子，被迫当了“鬼子兵”，在中国战场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中国人民的加害者，又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这本书以他为主线，讲述了日本兵作为“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内心痛苦和挣扎。日本战败后，他们在中国缴械投降，后被遣送回日本。此后，元山俊美在日本积极从事反战运动，坚决反对日本修改教科书，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反对否认南京大屠杀。为了向中国人民表示忏悔和歉意，元山俊美在2000年带了200株日本樱花，栽种到当年在湖南的激战地。他的一生正如他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道たづね、道とたたかい、道に生く。”(探索道路、开辟道路、为道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