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一词来自哪里，又是从何而来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档案界。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陆陆续续有大批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在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对这一问题的一些拙见。

一、文献记载说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浅及深的，档案界对于“档案”词源的研究也是一步步深化的。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档案”词源探究，主要停留在寻找该词的最早出处的层面上。首先被发现的文献是为我们所熟知的《柳边纪略》，因作者杨宾在卷三中对“档案”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而被后来的档案人大量引用。原文如下：“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犹之中土文字，汉以前载在竹简，故曰简，以韦编贯，故曰编。今之人，既书于纸，为卷为部，而犹呼之为编为简也”。

作者杨宾顺治七年生于浙江山阴，于康熙二十八年左右到柳条边外看望父亲，有机会沿途考察，将一路见闻记录整理成书，于清康熙四十六年《柳边纪略》成书刊印问世[1]56。也就是说“档案”一词最早记载出于康熙二十八到四十六年之间。

随后，有档案学者在康熙十九年《起居注》中发现了档案一词：“上问：‘马哈喇之父与叔皆没与阵，本身亦有功牌，其罪如何？’大学士明珠奏曰：‘马哈喇之父、叔阵没，皆系松山等处事，部中无档案，故控告时部议不准。’”[2]19将“档案”一词最早记载又提前了一些年份。

1984年，郭树银、杨继波文章中指出，在明末清初的汪琬的《钝翁类稿》中记载：“陕西提督李思忠墓志铭注云∶本朝（按清朝）用薄板五六寸，作满字其上，以代簿籍。每数片，辄用牛皮贯之，谓之档子。”尽管该书并没有直接提及“档案”一词，但是很显然，该段文字与杨宾《柳边纪略》中的文字十分相像，此处的“档子”与“档案”亦无异[3]48。而该书刻于康熙十四年，所以，“档案”一词的最早记载年份又被刷新了。

以上这些被发现的文献记载基本得到了学界的肯定，但该时期也有一些学者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如张仲强1986年发表在《档案工作》上的文章《“档案”一词不始于清》指出，其在元杂剧《赵元遇上皇》中发现了“档案”一词[4]41，一举将这一词语的记载提前了三百多年。但随后和宝荣发表文章《“档案”一词始于元说质疑》，指出该剧版本颇多，而元本中的原词为“当案”，而“当”在这里是“值”的意思，相当于现在的“担任”之意，推翻了张仲强的判断[5]40。同样被推翻的还有王金玉和王永1999年在《“档案”词源新证》中根据史料《清太宗实录》的记载提出“档案”一词自清崇德三年即开始应用的说法[6]40。丁海斌在《再谈“档案”词源问题》中指出，王金玉先生所使用的史料《清太宗实录》并非崇德年间成书，而是雍乾时期的作品，并且该记载撰写的依据“韩大勋史料”是清初内国史院的满文档案[7]32，推翻了王金玉的说法。

尽管“文献记载说”的研究层面相对浅显，但其在当时那个电脑和网络还不够普及的年代，研究者能够在众多的文献中找到相关记载已经非常不易，而他们所提供的史料为后来“档案”词源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素材。

二、“中，当，档”说

郭树银、杨继波认为“档案”一词最早起源于“中”，由“中”而演化成“文书”，“文书”又与“案”紧密相连，而“档子”就是真正的“档案”，最终得出结论：“档案”一词系由“中”、“册”、“简”、“文书”、“案”、“案卷”、“档”、“档子”发展演变而来[8]50。

侯传学根据《周礼》郑注“贰之者，写副当以授六官”的记载，释“当”为我国古代对文书的通称，“当”就是后来的“档”，这经历了一个过渡阶段，从“当”到“当子”可看作汉语单音词转向复音化的一个例证。又根据《明清笔记谈丛》“档子”又呼“当子”的记载，他认定满语“档色”（即“档子”）一词是从汉语那里音译来的[9]22。覃兆刿也根据《周礼》郑注“贰之者，写副当以授六官”的记载，认为“写副当”就是“写档案副本”，所以“当”即“档案”之意。而“当”与具有簿书意义的“中”音意相通，所以档有了“文案”的涵义。又由于“当”最能代表原初意义的档案——“中”的涵义，从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在经过增字足意的演变后终与古代档案词汇中的另一中心词“案”结合而成今天的“档案”[10]20。